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英国首都伦敦长期以来被阴魂不散的严重雾霾所笼罩，由此导致的呼吸道疾病骤增更是一度成为世界难题。近现代环境学家通常认为，“雾都”伦敦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英国的两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罪魁祸首。那么“雾都”伦敦的形成，究竟是一蹴而就的剧变，还是积劳成疾的渐变呢?要想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得从煤炭与伦敦的深刻渊源说起了。
近代早期伦敦空气污染的起源与影响
公元16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英国社会的圈地运动以及伦敦周围城镇聚落的形成，大量来自农业乡村的闲置劳动力前往伦敦谋求生计，而正是这种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伦敦城市资源的严重匮乏，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取暖和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燃料资源。到公元17世纪末，伦敦每年所消耗的煤炭资源比起世纪初已经连翻6倍，此时分散在伦敦各处的家庭用煤以及手工小作坊用煤成为了伦敦地区最初的空气污染源。
首先我们来看伦敦市民的家庭用煤情况。17世纪末，英国伦敦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60万人，和该世纪初相比增长3倍，大量的市民阶层需要方便、热量高并且便于携带的燃料用于家庭取暖和日常生活用火，因此伦敦进口的绝大多数煤炭都用于家庭消费，伦敦的市民阶层成为了煤炭消费的生力军。由于家庭煤炭取暖具有隐蔽性以及排放分散的特点，因此伦敦家庭燃煤对环境的影响从一开始未能被人们所察觉。
那么为何煤炭会成为伦敦市民的首选燃料呢?在当时收入微薄的伦敦市民们看来，伦敦木材价格的居高不下是他们选择煤炭的主要经济因素。公元16世纪以来，伦敦木材市场的燃料木炭价格几乎是同时期煤炭价格的3倍，伴随着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多的伦敦市民乐意选择煤炭作为家庭燃料的首选。
另一方面，伦敦对于煤炭的进口依赖性也在逐步增加。公元16世纪末，伦敦运煤船的标准载重量是25吨每艘，而时隔年之后，伦敦运煤船的标准载重量已经达到了吨每艘，整整翻了10倍之多。公元17世纪末，伦敦煤炭的消费数量增长至每年45万吨，这一数字已经是上世纪以来煤炭总消费量的2倍之多，可见煤炭在伦敦城市地位的急速攀升。
而在伦敦手工业领域，最先使用煤炭的是伦敦的酿酒业与印染业，这也是英国早期规定可以使用煤炭的少数行业之一。即使如此，燃烧烟煤所产生的污染也让英国国王感到十分不悦，尤其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由于排放的浓烟污染了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城墙墙壁，因此恼怒的女王曾经下令禁止在宫殿附近一英里处燃烧煤炭，这也是禁燃区的伊始。公元17世纪起，禁燃区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英国王子的宫殿以及教会区域都被英国议会划分为禁燃区，可是这种禁令只能保护国王和主教们不受燃煤烟尘的困扰，而且随着英国居民和手工业对煤炭依赖的进一步加深，这种象征性的保护也呈现出苍白无力的局面。
当英国手工业和家庭对煤炭行业掏出橄榄枝的时候，煤炭行业的无序膨胀也势必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此时伦敦的煤炭市场出现了以次充好的无量商贩，而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使得价格更低的低劣煤炭占据了伦敦煤炭市场的主要地位。
由于低劣煤炭之中所含有的有效燃烧物质并不充足，因此它们在煤炉之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灰分和毒害气体，这些情况更是进一步加重了伦敦空气质量的下降，而当时的伦敦居民们也普遍抱怨着低劣煤炭对他们的家庭所造成的困扰，为此英国议会专门对于伦敦市场上的煤炭质量进行了详细调查。
但是议会的调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对于混合劣质煤炭的使用，身为议会会员的伦敦市长认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利用煤炭的商业价值，并且在调查结论之中鼓励人们燃烧劣质混合煤炭。正是因为这次荒谬的调查结论，使得伦敦城市燃烧劣质煤碳的现象变得肆无忌惮，大量的有毒混合物伴随着袅袅直上的浓烟排入了伦敦的大气层之中，对伦敦的空气质量造成了破坏性后果。对此，英国近代剧作家约翰·伊维林在自己的笔记之中描述了17世纪中叶伦敦市区空气的程度：“即使禁煤区也不能阻止空气中浓雾的蔓延……无论在国王的白厅，还是伦敦市区的街道上，都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道，在街道上掩住口鼻的人们也不能免遭侵害，经常发出类似于肺痨病一样的咳喘声。”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空气污染的进一步加深
随着英国在大航海时代后期作出的杰出贡献，英国和它的海外殖民地已经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霸业。为了向这些海外殖民市场输出工业产品牟取暴利，英国加大了对本土工业产品的投入力度，然后将这些工业产品以极高的利润倾销至海外殖民地。正是由于工业需求的不断发展，催生了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对于煤炭的大量需求使得伦敦的空气污染呈现了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在“蒸汽时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中，最重要的发明自然是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进技术。早在年，英国人托马斯·纽科门就发明了蒸汽机，不过由于它所消耗的燃料比例过大，因此数十年来它仅仅用作矿山的抽水作业。年，詹姆斯·瓦特着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得蒸汽机被广泛的运用于纺织业、运输业等工业领域，并且极大的提高了英国运煤船的负重能力。19世纪30年代，英国运煤船的负重能力已经达到了3万吨以上，由此可见，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煤炭资源在工业领域的消费，而蒸汽机的出现也使得煤矿的工作效率有了长足的长进。
由于蒸汽机需要大量的煤炭提供热量来维持运转，因此伦敦的工业资本家们开始想方设法进口煤炭资源，到19世纪初，伦敦每年进口的煤炭数量已经超过了万吨，这些煤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英国的轻工业，但是家用煤炭依然占据了不小的比重，甚至很多伦敦家庭能够使用的唯一可燃资源就是煤炭。由于伦敦家庭取暖设计的不合理，在冬季即使燃烧大量的煤炭也很难达到理想的室内温度，大量的煤炭热量伴随着滚滚的烟尘排到空气之中浪费掉了，使得一般伦敦的家庭内温度很难超过10摄氏度。
在工业和家庭用煤的双重影响之下，含硫煤炭燃烧之后所产生的硫化物大量排入空气之中，这些细小的颗粒物一旦被水蒸气吸收，就很容易形成大规模的酸雨降临到地面。酸雨的降临不仅严重危害着人体健康和伦敦附近的生态环境，还严重侵蚀着伦敦城市的大理石建筑，威胁着伦敦知名雕塑的历史文化遗产。
举例来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等人的大理石雕塑，原先能够维持很长时期不受风化侵蚀，但是自从伦敦煤炭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愈发严重以来，这些雕像上经常沾染空气之中的煤炭微粒，常常变成黑色，街道清扫工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擦拭这些雕像，而伦敦降下的雪花也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变成“黑雪”，可见此时伦敦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不过这还不是终结，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伦敦的“雾都”之名终于名扬千里，煤炭污染成为了威胁城市居民生命安全的“隐形杀手”。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伦敦“雾都”的成型
自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凭借着自己富有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以及海外倾销的政策，建立了全球化的工业生产锁链，而大量煤炭在英国伦敦的使用导致了不列颠群岛周边环境的迅速恶化，甚至就连人类也无法在伦敦黑雾之中生存下来，伦敦“雾都”的最终定型成为了困扰英国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
从19世纪后期开始，泰晤士河河畔的伦敦居民因为无法忍受大量工厂排出的废气，纷纷选择迁居其他地区，留下了大量空闲的房地产。坎特伯雷教堂的大主教抱怨附近的轻工业制造厂排出的煤烟废气玷污了神圣的兰贝斯宫，并且侵蚀了附近的大理石神像;受到伦敦雾气的影响，泰晤士河附近的房地产价值也大幅缩水，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居住在这种肮脏污浊的空气之中;甚至就连那些生长在伦敦街道旁边的行道树也承受不了伦敦黑雾的毒性而逐渐枯萎，可以说，伦敦此时正在向“死亡之都”大踏步地迈进。
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伦敦区出现大规模雾霾天气的时间和频率开始迅速增加。到19世纪末，伦敦每年出现严重雾霾的天气世纪由之前的50天迅速增加至74天，雾霾出现的世纪大多数都是在冬季的12月至来年3月，能见度极低的雾霾不仅严重危害着伦敦市民的呼吸道系统，还影响了伦敦市区的交通运行，在能见度极低的雾霾影响之下，车祸发生频率与严重程度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进入20世纪以来，伦敦的黑色雾霾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死亡黑雾”，据英国历史学家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每出现一场大雾，伦敦市民在接下来一周的死亡率就会增加4%，而在第二周，这个数值又会增加9%，很多病人都是死于肺结核、支气管炎以及急性肺炎。
综上所述，伦敦“雾都”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年累月数个世纪人们不注意保护环境，滥用劣质煤炭所造成的恶果。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尽管伦敦就有了燃烧煤炭的传统，但是家庭燃煤对伦敦空气的影响还十分有限;但是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大量轻重工业在伦敦周围的崛起，消耗了数以千万吨级的煤炭，在环境保护意识还十分淡薄的英国近代，它们直接造就了伦敦这座“死亡之都”。
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场导致数万人死亡的伦敦烟雾事件彻底唤醒了英国人民对于环境的保护意识，英国政府从此彻底放弃煤炭，走上清洁能源的改革道路，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保护道路给英国伦敦人民的教训无疑是惨痛而深刻的，也值得我国加以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