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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雅婷马秋萍
呼吸治疗师是距离新冠肺炎患者最“近”的人。他们常暴露在患者气道分泌物中，进行震动排痰、吸痰和纤维支气管镜等高危操作，光是排痰手法，就达到数十种。
“多维持一口呼吸，就多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华西第三批援鄂呼吸治疗师薛杨说。
像他一样，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呼吸治疗毕业生有30余人。他们分布在武汉、成都、上海、重庆、济南等十几个省市。截至年3月6日，一线呼吸治疗师参与抗“疫”的平均时长是27.5天，最长的已经达到51天。
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合影图片来源：医院“让患者多呼一口气”
2月7日，王鹏和薛杨作为第三批华西援鄂医护人员，抵达武汉，做好了“按月”计数，战斗到最后的准备。目前，医院全面关闭，武汉进入危重症病人救治的“克难攻坚期”。
王鹏和薛杨是第三批华西医疗队仅有的两位呼吸治疗师，共医院东院区14、15楼两层楼，80个床位的危重症病人的呼吸治疗工作。
每天早上7点30分，负责接送的班车将医护人医院，此后他们将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下班时间则继续推迟。据王鹏回忆，最晚一次下班是凌晨三点半。人员不足，但工作量大，两位呼吸治疗师轮流值班，以保证最高的救援效率。
2月9日，薛杨第一次踏入病房时，就注意到令人揪心的细节。医院医院，临时改造成传染病区，在疫情持续暴发的当下，还存在着呼吸机、高浓度高压力氧气瓶等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对患者病情的恢复极为不利。
实际上，抵达武汉前，华西医疗队就对这种情况做出了预测，协调沟通后，联系华西本部送来四台高流量呼吸机和两台无创呼吸机，安排随行的医疗工程师安装设备。
设备问题及时解决，如何规避感染风险，让患者“多呼一口气”，是呼吸治疗师最终使命。
令王鹏印象深刻的，是一位40多岁的男性重症患者。尽管使用了高流速吸氧联合无创通气，但他的氧饱和浓度仅有50%。在患者意识不清醒，心跳微弱的紧急情况下，王鹏和呼吸科专家实施了“插管抢救”，效果仍然不理想，氧合指数最低降至2%。“这是我所处理的病人氧饱最低的状态。”他说。
最终，王鹏决定用呼吸机对患者进行“肺扩张”。尽管对患者心脏是极大考验，但那是当下可采取的唯一办法。治疗措施实施后，患者的氧饱和浓度从30%直线上升至90%。回忆这个病例时，王鹏感慨地说：“真算得上从死神那里把他抢回来。”
抢救结束的第六天，这位病人顺利的拔管脱离呼吸机，目前情况稳定。
除了在武汉一线参与救援，留守在四川的呼吸治疗师，在此次疫情的危重症患者救治中，也承担着重要作用。
“84岁的老爷爷是目前年龄最大的患者，处于营养极度不良的状态。三天没有进行肠内营养，身体越发消瘦，急需进行胃管安置。”医院呼吸治疗师杨韵沁说，目前她正在成都市疾控中心负责危重症患者的收治。
“老爷爷气管已切开，带着呼吸机，操作难度较大，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无法使用听诊器，加上解剖声纹结构的问题，护理老师连续三次的胃管安置都失败了。”
多学科讨论后，杨韵沁加入了这次胃管安置工作。“我用喉镜开放气道，暴露会厌的位置，将胃管从嘴里慢慢安置到会厌下，通过超声探头确定胃管的安置位置……”经过两小时共同努力，老爷爷终于能够“吃上饭”了。
医护人员正在为病患安置胃管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螃蟹”难“啃”
对大多数人来说，呼吸治疗师是一个陌生的职业。它源自美国，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多年前。
国内首个呼吸治疗专业创办者、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技术系首任系主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给“呼吸治疗师”下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呼吸内科医生相当于T字母的‘横’，要求知识面广。通过系统的医学知识，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的诊断，检查和治疗。而呼吸治疗师则相当于T字母的‘竖’，要求他们针对呼吸这一项单一的治疗，非常深入细致地对患者实施救治。”
年，医院医院的模式，建立呼吸治疗科。年，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开办呼吸治疗专业，招收呼吸治疗专业5年制本科学生，并于年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学生，毕业后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这开创了“呼吸治疗师”方向在教育领域的先例，诞生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改制为四年制本科后，呼吸治疗师隶属医学技术专业。同专业下细分了“呼吸治疗”“影像学”“康复”“眼视光”“营养学”等几个方向。这几个方向，发展历史悠久，都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考试。
但作为理学学位，“呼吸治疗师”既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也没有自己的职称考评体系。“没有职业认证，就没有明确晋升体系，这导致不少‘呼吸治疗师’人才流失。”刘婷婷说。
刘婷婷是医院重症监护科的一名呼吸治疗师，也是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届毕业生，据她回忆，九名同班同学中，仍坚守在呼吸治疗师岗位的，除了她，医院的夏金根。
“最开始大家确实会迷茫，在中国的职业规划里，这属于技师行业，但是在临床上，呼吸治疗师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