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上，时不时就会来一个法不容情的故事，真真假假、虚实莫辨。不是这类故事多，而是写历史的人喜欢这种故事。
晋朝有个兖州刺史叫苟晞，执法严峻，人人惧怕。
他的婶子找他给儿子求官，他不答应，说我的权力是朝廷给的，不能私底下给予别人。
在乱糟糟没有法度的西晋说这种话，婶子都觉得可笑，她不管这一套，继续求，求得苟晞烦不胜烦，就给了堂弟一个官职。
要是历史只写到这儿，就没有什么意思。这事必须还有后续。名将不但会打仗，还得有点特别的地方。
这个堂弟后来犯罪当死，苟晞就要秉公办事、杀了侄子。这时婶子当然要来求情，母子连心，原本指着你给堂弟谋个出身，哪里能由你反而要了他的命。
苟晞不干，把堂弟一刀咔嚓了。要是历史写到这儿，也没什么意思。这事还有后续。
苟晞一边冷酷无情地杀了堂弟，一边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倒在地：哎呀，杀你的是兖州刺史，哭你的是亲情兄弟！
然后，这事终于落幕，没有后续了。
在西晋末年，一个刺史，给亲戚谋个差事，或者对犯了事的亲戚放过一马，都不算什么大事，连小事都不是，也没人来找麻烦。
可是《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乐于记录这些故事，在于它们不仅是史实的实录，不仅是历史书，更多是*治书，要发挥教化功能；不仅是给皇帝的教科书，也是给臣子的道德与法治书。
它的意思很明确，即便是在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纲纪失序的时代，也有人在坚持做人、做官的操守，也正是这样的人，才会被当时和后世的人称道，才会被历史书作为正面典型流传千古。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明君贤臣读了他的书，自然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稍微差一点的人也会以这些正人君子为榜样，修身立德，做个好皇帝、好官员。
不独历史书，就是小说、传说也是如此。比如和司马光同时代的包公包大人，对他的传说是，他由嫂子抚养成人，嫂子对他恩重如山，他后来做了官，也对犯了法的侄子黑了一张脸，坚持要冷面执法，完全不顾嫂子的苦苦哀求。
真实的事要选择性记录，没有的事也要虚构出来，目的只是为了教育读者成为礼教要求的正人君子。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仅此而已。
谢九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