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励学》年第一期（总第30期），原文字，阅读大约需要45分钟。
何朝晖，年生于湖北武汉，祖籍广西博白。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后在北大历史系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毕业后留校，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至年，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作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年起供职于山东大学，现任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硕博士开设“中国书籍史”“明代文献研究”“文献研究方法论”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书籍史和古典文献学。主要著作有《明代县*研究》《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译著）、《书史导论》（译著），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一、求学经历：扎根历史学的土壤
记者：何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了解到，您是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硕、博学业的，能否请您谈谈在北大的这段经历？
何老师：好的。我是年考的大学，最后上北大其实有些意外。我是在武汉出生、长大的，受到高中教历史的高慕亮老师影响，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他跟我讲，你最适合待在图书馆里工作。我想，整天坐在图书馆里看书，多惬意呀！高老师告诉我，大学里有一个系叫图书馆学系。我就把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当作我的目标。那时的高考是考完了之后，在公布分数前填报志愿，只能估摸着报。我估分偏低，没有后来公布的高，但觉得冲击一下武大是很有希望的。由于我的身体条件特殊，就先到武大咨询一下。咨询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由于身体条件决定我不可能被武大录取。这时武大法学院的蓝远庆老师，也是广西博白人，很热心地给我父亲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他说北大从年开始平等对待生活能够自理的残疾考生。在高考之前的武汉市高中毕业汇考中，我考了武汉市第一，但完全没有想过报北大。一来毕业考试比起高考相对简单，二来我所在的中学此前从没有考上北大或者清华的。我原本一心想在武汉上大学，但是现在只剩华山一条路，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我记得当时向残疾考生敞开大门的除了北大，还有咱们山东的滨州医学院、吉林的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这些大学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北大的图书馆学系在湖北是隔年招生，年正好不招，我就报了历史系。高考放榜后，我的高考成绩超出了我的预料，进入了湖北省的前十名。我就满怀惊喜地考上了北大。
在北大历史系学习，一开始并不顺利。可能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偏爱理科，数理成绩比较突出，不大喜欢语文，尤其讨厌作文。有一次我对一个散文名篇的蹩脚模仿之作，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此我对作文就更没有兴趣了，每一堂作文课对我都是煎熬。高二分班我选择文科，一些老师同学大感吃惊，其实这是我在家长和老师的建议下，为了增加上大学的保险系数作出的选择。我高考语文考得最差，满分却只考了80多分，作文估计丢分不少。我之所以敢于报历史，是因为觉得历史是一门社会科学，科学主要靠理论、推理，而不是表达。一进大学，我很快吃到了教训。第一学期有的课程作业就是写小作文，我的期末成绩在班上很靠后。我的大学头两年基本上是在郁闷和煎熬中度过的。一年级下学期曾经想到过转系，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把这个计划打乱了。到了三年级，终于迎来转机。一是四级英语考试我考得非常好，二是在专业上取得了突破。三年级上学期我选了陈长年老师开的《近代史史料学》课，也是完成一篇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几乎崭新的《汪康年师友书札》，汪康年是近代非常著名的报人，跟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有交往。我想里面会不会提供一些新的史料来反映他和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我就利用书中的往来信件，辨析了他和康、梁等维新派人物的关系，写成一篇作业。陈老师看后对我非常鼓励。到了来年春天，每天的“五四”青年节兼北大校庆日，都要面向所有研究生、本科生搞一个“五四”科学论文奖竞赛，我就把这篇作业进行修改后投了稿。不久后张榜公布评奖结果，我下课时路过“三角地”，看到布告栏里贴着用红纸写的获奖名单，没想到我在一大堆博士、硕士中间得了个三等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帮助我建立了学习历史的信心。
我在历史系学习了四年，本科毕业的时候获得了推荐免试读研究生的资格。一方面我在本科阶段后期学习上有不少起色，另一方面那时研究生推免也不像现在这样竞争激烈。当时全民经商的氛围浓厚，想在文史方面深造的并不多。那时流行一句话，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挣的比大学教授都多。就史学方面来讲，当时存在“史学危机”的说法，我记得我是本科班上仅有的两个不是调剂到历史系的学生之一。由于我的下一届学弟学妹本科学制由四年变成五年，因此需要“储备”一些推免的学生隔年再上研究生，以填补下一年招生的空缺。我就被“储备”了一年，这一年我主要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边学边干当编辑，责编了几本书。文史编辑室的刘芳老师，是我本科班主任荣新江老师的夫人，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编辑实务。我记得责编的书有本系袁良义教授的《清一条鞭法》，那时候不像现在都用电脑打字，袁先生的书全是手写的，蝇头小楷，字非常秀气。编辑这部书稿，以及遇到问题多次向袁先生请教，对我来说既是很好的职业训练，也是很好的专业学习机会。另外还责编过考古系王树林老师的《考古测量学》、王迅老师的《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后来还参加过一点阎步克老师《士大夫*治演生史稿》的编辑工作。在出版社做了一年编辑，我就回学校上研究生了。
我的导师是明史专家王天有教授，王老师的研究生导师是著名明史专家许大龄先生。我觉得我真正摸着史学的门径，是在研究生三年期间。我认识王天有老师是在大二下学期上“中国通史”课时，当时明清史部分是王老师讲的。这门课要交一篇课程作业，我写的内容是关于乾隆年间在*的平叛活动的。王老师对我的作业进行过非常认真细致的批改，鼓励了我的独立思考精神，同时也比较温和地指出了我的问题。他说民族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今后可以作进一步的思考。后来我又选修了王老师的“明史研究专题”课。在申请推免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王老师读明史。研究生期间我最为感激的是王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他交给我不少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任务，放手让我去做，我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做学问的信心。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明代道制研究》是我自己定的，得到王老师的首肯，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这篇论文完成得比较理想。后来这篇论文得到制度史专家祝总斌教授的肯定，发表在《燕京学报》上。
硕士毕业以后，我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这当然非常符合我的心愿。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到了图书馆，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在图书馆工作了三年，又想回去读书了，感觉到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储备还是不够。要感谢当时图书馆的领导，能够批准我读在职博士。我就在兼顾工作与学业的情况下，跟着王天有老师继续学习了五年，年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明代县*研究》，实际上是接着我硕士论文的题目往下做的。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明代的道制，我就想道的下级单位府、州、县，尤其是县级的制度是什么样的，怎么运行的呢？县是中国古代所谓朝廷命官能到达的最低一级，县*是认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点。王老师为指导我的论文倾注了大量心血，那时他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行*工作很忙，但总是抽出时间和我见面，解答我的疑问。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郭润涛老师也给我很大帮助，他提醒我